柏基于2018年发布了《真正的投资》的第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要求投资者们重新关注现实世界的资本配置和财富创造所面临的本质挑战和机遇。投资既不是“瞄准某个指数”，也不是试图胜过其他市场参与者。投资是利用技术优化和文化进步，根据社会需求寻找到更新、更好的方式以打造商品和服务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极少数的公司从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果投资者能够成功发现这些需求，他们将能从中获得更大的、甚至指数级的投资回报。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没有深入探讨的一个主题是: 与我们所投资公司深度沟通的益处，以及此种关注如何成为围绕公司文化、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社会责任投资等更广泛主题的中心。在这部分中，我们将对诸多议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复杂领域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重点是需要对系统全局化的进展进行深思熟虑的考量，而不是对单个公司进行量化说明。
ESG真的存在吗?
有些人可能会说，投资行业终于为长期投资找到了一个徽章。
在之前的评论中，我们提到了一种观点：采取一种非常长期的投资方式，即基本大多数时候都不考虑股市，将社会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相结合。我们最本质的想法是：在一定的投资区间内，那些滥用环境、恶劣对待员工或破坏社会结构的公司，将因受到监管而无法盈利或被客户所抛弃。因此，对上述因素的考量必须成为任何长期可信赖的投资过程的组成部分。
自2018年以来，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即使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夕，非金融指标应该在投资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也逐渐获得大众支持。流入“可持续”基金的投资一直在快速增长1。
1. 此图使用了“可持续”的泛指含义，涵盖了所有的资产类别（包括主动和被动）。因此，下表可以说是诸多变动部分的总览。但无论如何，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这些资金流动意味着，包括个人和养老金计划成员在内的终端投资者越来越意识到，对短期利润的盲目追求，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投资角度来看，都不太可能有好结果。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对企业采取负责措施的愿望（尤其在压力状态下）以及大自然颠覆人类正常生活的力量，都展现的淋漓尽致。此时，ESG2就成为了投资者最关心的话题。右表显示了投资者现在期望投资经理考虑的一些更广泛的主题 :
2. 我们使用ESG作为在投资中嵌入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广泛议题的简写。还有许多其他术语各自体现其细微差别——“尽责管理”（强调负责任的所有者的尽责行为）、“责任投资”（可能是最笼统的说法）、“影响”（环境和社会成果的改善与投资目标一起得到提高）
寻求大一统的理论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915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从宏观的角度解释了宇宙的运行模式。十年后，Schrödinger, Heisenberg 等人发表了关于从微观角度看宇宙运行模式的理论，开启了量子物理的新领域。但是，问题出现了：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来看，宇宙的运行方式似乎是完全矛盾的。爱因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试图统一这些理论，但没能成功。目前，还未能发现大一统的理论。
我们认为，ESG投资（特别是气候变化所面临的挑战）在调和相互矛盾的方法以及其对我们未来的底层重要性方面，存在和上述物理理论相类似的问题。自下而上的角度看，从碳排放严重的公司撤资，对于关注气候变化的投资者来说非常有意义。这种做法符合道德约束，满足了养老金计划成员或基金投资者的即时需求，而且是可观察和衡量的，但这种做法只能短期实施，在实践中的影响有限。这好比是量子理论。
从自上而下的角度看，撤资几乎没有影响。除非社会决定放弃供暖、空调、陆路和空中旅行、建筑和许多其他的基本文明方式，否则始终有人会购买会造成污染的企业和其他丧失道德的企业的股票，这些企业也将继续经营。监管机构会否介入，并将破坏外部的成本推给企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本身可能随监管调整，并保护自己在客户中的声誉。对于“好”的定义，可能存在合理的意见和分歧：如果让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活动变得更加昂贵进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那么那些最贫穷和最无助的人群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从社会的角度讲，社交媒体下的言论自由等概念并不是绝对的：70%的美国人认为言论自由涵盖冒犯他人的权利；但仅有15%的日本人有同样的想法3。人们普遍认为开采钴对社会和环境具有破坏性，但如果没有钴，电动汽车革命和电池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停滞，而电池技术的进步对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就好比广义相对论，万物皆相互依赖。
我们如何调和微观和宏观，即如何调和量子与宇宙？我们需要的是“ESG与长期利益的大一统理论”。但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既然爱因斯坦都没能在30年内解决他的问题，我们也不会很快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在一些指标的误导下，很多努力日趋徒然无用，我们能做的就是尝试将一些基本面分析和系统全局化的常识运用至此。好消息是，许多投资行业人士正携手合作，试图为这一理论建立一致的框架，例如今年早些时候启动的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集团（IIGCC）的《零碳排放投资框架的征求意见稿》4。
基于 ESG 的整体投资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一切均在系统之内。即便是非实体的东西，仍然会造成污染（或者给工人的工资过低，或者无视健康和安全法规）。如果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将油田出售给竞争对手，并用所得资金购买可再生能源设备，这将极大地改善其碳排放指标。但是这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任何事情，因为人们理所当然能够想到，油田的买家肯定不是为了关闭这些油田。如果新运营商能够降低生产对环境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净环境收益。但也有可能会产生损失。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衡量整个系统的进步。
3. https://www.ben-evans.eom/benedictevans/2020/7/23/regulating-technology
4. https://www.iigcc.org/resource/net-zero-investment-framework-for-consultation/
政府和行业自律机构
能提供帮助吗? 能.....
金融行业监管机构也加入了环保和社会问题评级的行列。在英国，金融监管机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政府（工作和养老金部（DWP））强制要求对ESG问题进行报告。欧盟采取了各类举措来建立通用的分类系统和披露模式。截至2020年9月初，有超过60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正在制定关于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报告的指导方针。从2022年1月起，欧盟将要求大型投资公司披露其投资对环境和社会的不利影响。CFA机构已经开始就全行业的ESG披露标准进行咨询，其他多个行业机构也出于善意紧随其后设立了ESG披露标准——以至于专业投资者面临的真正挑战可能是：如何将良好意愿提炼成具有影响力的东西。
...... 但并不是所有的
至少现在不是
目前，欧洲可能在对于ESG问题的思考并将其转化为资产配置决策的方面处于领先的位置。而相比之下，美国劳工部则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FCLTGlobal5对劳工部提出的指导方针的总结十分到位——“需要劳工部认识到的重要事宜是，经济价值需要很多年不断开发出来，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下的受托人在选择适当行为时，应该时刻牢记他们数十年计的责任。”如果一个人视角足够长远，非财务因素就会转变成财务因素，从而得出更好的结果。如果我们要确保取得进展，就必须不仅从单个公司的角度，而是从整个系统的层面来看待这些因素。如果创造未来收益不需要经常牺牲长期生活质量，储蓄和投资系统就可以被认为是长期的成功。
也就是说，在美国有许多投资者不受美国劳工部指导方针的约束，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社会责任投资的先锋。Broadridge认为，美国正处于ESG投资流入快速增长的边缘，美国劳工部的指导方针将提出更有力的论据，将ESG因素纳入投资组合，并最终获得更好的收益。
很明显，企业不可能无限期地将无益做法中的非财务成本（碳排放、社会破坏等）外部化。随着这种认知的觉醒，对投资者来说，好消息是ESG和社会责任投资不需要与实现强劲的投资回报相对立一一而这就是我们认为的统一理论问题的答案。 如果企业做得很好，将ESG因素整合到投资过程中，那么这对于一代代的储户都能够带来帮助和积极的结果。
5. FCLTGlobal 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组织，由资产所有者、养老金计划发起人、主权基金和投资管理公司组成，致力于在投资决策中开发更多的长期利益。柏基是发起人之一。更多详细信息请查看：https://www.fcltglobal.org/about/
长期主义回归？
投资者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关注，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投资行业本身正在被推动着成为更好的投资者。即使我们试图解释建立一家成功企业的现实性与投资者的短线投资和股价的随机波动是不匹配的，但劝说客户放弃关注季度业绩和强调最新数据一直非常困难。许多投资公司几乎已经放弃了，转而诉诸于激励投资人员，为给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指数相对回报和令人窒息的短期评论。但ESG已经让这种形势逐渐好转——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投资行业本不应该脱离的长期主义再度受到青睐。如果客户要求他们的管理人整理和汇报非财务指标，对于管理人而言，这可能是一个能够让建设性长期主义回归的好机会。
所有这些与真正的投资
(或真正的ESG)有什么关系?
“能度量的东西就能被管理”是最著名的商业格言之一。W Edward Deming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他专注于质量和商业，并进一步钻研了此点。在其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七种致命管理问题中的第五种定义为“只使用可见的数字进行管理，很少考虑未知或不可知的数字”。在我们看来，这句话所描述的情景与ESG投资领域的发展尤为贴切。
当撰写《真正的投资》时，我们认为，我们不相信主动（或者更准确地说，真正的）管理与被动管理是同样本质的行为。前者（主动管理）是创造性的资本配置以及财富创造，后者（被动）是一种定量方法，提供市场敞口，并隐含着对市场有效性的依赖。
责任投资也是如此。许多投资者采用了ESG的方法，特别是气候友好型投资的投资者——他们购买的基金被动模仿一个指数，而这个指数本身就是为了降低投资组合的碳足迹而设定的。这并没有本质上的错误。这些举措都是出于善意的，旨在创建低碳和社会责任的投资组合，批评过多则会显得反复无常。然而，我们看到了一个主动与被动的类比：使用简单的说明性指标来驱动决策与ESG等同于财富创造的做法相去甚远。
这些指标更多地关注于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而非通过变革来推动投资回报的机会。从数据的角度理解投资组合的ESG风险敞口并不是一件坏事，但这些数据应该成为讨论的起点，而非目标本身。
ESG量化方法的缺点可以通过观察同一家公司的不同数据提供者的评级差异来说明：鉴于财富创造是创造性资本配置的结果，解决ESG问题需要对系统全局有所理解，并在复杂环境下对问题进展采取综合措施。根据董事会构成、投票权、碳足迹或社会影响来否决公司（或对公司实施减持）的行为略显笨拙，且这种行为与ESG衡量标准也不一致。Berg等人6最近发表了一篇见解深刻的论文，研究了六家不同的ESG评级机构之间的这些不一致性，并得出结论：衡量差异是ESG评级差异的最重要原因。换句话说，不同的评级者对同一家公司在同一类别中的表现的评价是不同的。
6. 《总体混乱：ESG 评级中的分歧》（Aggregate Confusion: The Divergence of ESG Ratings），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工作论文 5822-19
人权和产品安全是两个特别依赖于评级机构衡量标准选择的类别。这意味着，ESG评级是高度主观的。依赖于这种评级的投资公司或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在任何特定的点上，ESG评级可能与他们自己对责任投资含义的解释不相符。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采取一种全面但非常具体的方法——即与企业单独沟通，以确定他们如何适应现状，并鼓励他们去适应。在本文中，我们所持观点与IIGCC的文件《零碳排放投资框架的征求意见稿》中的观点不同，该文件称：
“深度沟通是一种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优先排序。期望投资者和投资组合中的所有企业单独沟通是不现实的”。
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深度沟通确实是一种“资源密集型活动”，也存在着相关成本。但期望机构投资者与他们投资的绝大多数公司单独沟通并非不现实。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与ESG相关的问题。这是长期“真正的”投资者分内职责的核心部分。当然，量化产品供应商很难在其超低成本的商业模式中提供这种服务，因此他们需要转向一种基于规则的、较为机械的方法以ESG的优点来评判企业。这种方法的挑战在于，无论是被动管理人还是指数提供商，资源密集型的ESG因素的实际进展评估并没有消失。
柏基目前拥有24名专业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分析师。他们与一个超百人的投资团队共同协作。我们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分析师与我们投资（或计划投资）的公司直接沟通，并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直接帮助我们的投资团队对ESG进行考量。请记住，我们管理的是高集中度的投资组合。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只拥有可投资范围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认为，这是作为负责任的投资者所需的资源水平。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法。企业必须根据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初创成长型企业的“正确”治理模式，很可能与成熟且规模可观的现有其他企业截然不同。就社会影响而言，企业的需求和现实性肯定会随着客户和员工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不同企业的优先级是不同的，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们认为，再多的量化过滤也无法充分达成这一点。
两个简单的例子是阿里巴巴和特斯拉，柏基为客户持有这两家企业的股票。两家企业在股东、董事会结构和激励机制方面都采取了非常规的方法，但考虑到创始人的动力和远见，我们都对此表示赞成。阿里巴巴表示，他们将用户利益放在第一位，员工利益放在第二位，股东利益放在第三位。这并不符合任何传统的模式，但我们认为这对于目前此类型的企业是完全合适的。在特斯拉，从公司治理制度的制定可以看出，至少从历史上看，按照传统标准，这是一家由一位特立独行的创始人领导的管理不善的企业。这其中可能隐含了一些情况，但能够肯定的是，这些情况发生了改变，这种管理不善的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了。而且，在未来的20年中，这家企业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带来巨大的变革，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真的能指望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实现这样的壮举吗?
经验学习
目前，人们正试图通过为企业制定ESG报告标准来解决ESG问题量化方法的缺陷。我们完全支持这种做法，但目前它仍处于早期阶段7。我们与著名的气候变化科学家 Mike Berners-Lee的合作表明，指数提供商所报告的碳排放数据可能被低估了两到三倍。特别是关于“范围3”排放的合理系统报告，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经过检验，而相互竞争的商业供应商之间缺乏合作的情况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指数提供商有专有的方法，即“黑箱”，来保护数据，因此，这些指数的准确性和前瞻性指标都很令人费解。如果指数提供商的碳足迹或董事会多元化等其他ESG指标成为决定资产配置的默认基础，如果他们只考虑现在而不关注未来，我们就认为实质影响被表象掩盖的可能性大幅增加。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走“气候还原主义”的道路，即把整个系统的问题简化为简单的指标和言论，让投资者认为通过触及这些指标，就可以解决严重的问题。
真正的进步需要在现实世界中采取实际行动：对于沉迷于数字繁荣的投资行业来说，ESG是一个特别危险的领域，而对这些现实世界问题的真正理解，即便金融市场评论员说得头头是道，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出于这个原因，柏基与诸多类型、或大或小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并为这些机构提供资金，使其在人工智能伦理（圣菲研究所）、可持续金融中心（图卢兹经济学院）、技术革命与深度转型（萨塞克斯大学）及气候积极型农业（詹姆斯·赫顿研究所）等领域开展工作。这种资助不仅仅体现了柏基良好的企业公民意识，也是我们身处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全球系统性挑战中，思考如何为客户进行投资时，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见解来源。
7. 国际证监会组织表示其正在探索是否可以加快会计准则的制定，以便让企业披露的ESG指标能够被世界各国理解和比较。
撤资 ......
撤资方法的支持者认为，环保较差的企业的资本成本将随着投资者压低其股价而上升，因此市场将适时推动企业层在ESG方面做出承诺。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且确实推动了上市企业的优化。开明的企业关心他们的股东是谁，关心他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雇主，且可能会在改善ESG方面做出努力以缓解这些压力。但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投资者不会将成本归因于外部因素、投资期限较短或受到监管（环境、受托或其他）约束。成熟行业中的企业通常根本不需要外部资本，而私募股权投资者可以在市场外操作，在这些情况下，对其ESG行为的审查要困难得多。简而言之，我们并不是说撤资对解决ESG问题毫无意义，只是说撤资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有限。这在我们认可的一个IIGCC框架准则(草案)中有所体现:“......不建议将剔除和撤资政策作为调整投资组合的主要战略”。
...... 为增长而治理 ......
大部分的资本配置发生在企业内部，管理层选择投资项目。因此，与公司管理层就ESG问题（或更普遍地说）进行深度沟通是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变革的最切实可行的方式。沟通的诀窍是：找到真正有意义的契机，让企业能够给社会带来实质影响；同时，选择一种商业模式或客户群，让企业从该社会影响中获得经济回报。此外，这种合作还要求管理层将心态和利益保持一致，从而抵制当前股东带来的短期压力，进而能够换取未来更高的利润。如果管理层担心因季度业绩会被股东炒掉的话，那就无法也没有意义说服他们进行5到10年的投资。
因此，对ESG有利的治理不仅仅需要与管理层的沟通，还需要所有股东对长期利益有所认同。如果我们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世界将会更美好。但现实是，股东们目前在看待长远问题上远远没有达成一致。作为投资行业的一员，我们可以更好地向投资者解释为什么非金融指标对他们的长期预期回报而言非常重要。
在柏基，我们认为那些在规划业务时，能够将ESG纳入管理体系和理念框架的公司，虽然数量上相对较少，但识别它们带来的长期效益会更高。这就是我们一如既往贯彻的长期主义。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鼓励管理层专注于长远目标，并相应地为其可持续增长提供资金，帮助有潜力的企业实现雄心壮志。
非常奇怪的是，在依赖于勾选框的公司治理手段下，仅仅投资我们支持的管理层的行为会让我们被外部治理评分者“打标签”。在实践中，我们不太可能像其他人那样通过代理投票反对管理层，因为我们只会试图投资于那些我们认为价值观和视野与我们相同的公司。我们在“G”上的表现不如其他人，因为我们不投那么多的反对票。然而，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必须不断与短期管理层斗争，才能在10年内为股东带来好的回报，那么投资这些公司就没有什么价值。能度量的东西就能被管理。
...... 以及（自我?）监管
监管的作用被低估了。一般来说，那些我们自己选出来运行管理我们系统的人，是真诚地希望让我们生活地更好。监管这个词经常和“不必要”、“繁文缛节”、“官僚主义”等词联系在一起，在特定情形下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解决办法可能比问题本身还要糟糕。
但有时，监管又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控制企业将外部成本转嫁给社会的能力方面。最明显和直观的例子是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以及由此产生的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市场的企业一直在向大气中排放有毒气体。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对温室气体排放施加反映其实际成本的价格，将极大地改变企业的行为模式，但挑战在于选举的周期与监管惠及个人的时间尺度之间的不匹配。还有一个问题是，全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件众所周知的难事。如果环境保护做得尽善尽美但是国民的生活贫困，那么政府也很难被选上。发生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事件就能够说明问题。
现实情况是，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过高的碳定价将催生的社会进步（尤其是与基础设施8相关的社会进步）可能弊大于利。人们需要舒适的生活水平，才会愿意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环境。如果说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那么确保社会进步和解决不平等问题也是如此。从已处于发达水平的西方角度出发来看待更高的环境标准的成本是不够的，但这也不是一个二元主题：快速发展的技术正在以更低的碳排放强度促进世界各地的社会进步和财富创造。这种不同国家、社会制度和多种环境因素之间的多维互动增加了复杂性，需要让我们在ESG背景下思考什么是“正确的”（见下页 Rio Tinto 案例研究）。在某些情况下，有能力这么做的公司会单方面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做正确的事情：以微软为例，微软有一个内部的碳定价机制，这个机制迫使所有员工将一个更加现实（且不断上升）的碳价格纳入他们的决策机制。
8. 在柏基，我们认为能源生产不再是对环境而言的主要持续性挑战。在世界的许多地方， 即使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也已经开始变得比化石燃料能源更为便宜。这种转变虽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已经发生了。
ESG案例：有争议的投资，还是推动进步的核心？
在柏基，我们代表一些客户投资矿业公司 Rio Tinto。从表面上看，这可能会让人们对我们融入ESG因素的投资流程感到惊讶，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能够说明更广泛的视角，以及与企业深度沟通比简单地拒绝投资机会更有效。
对ESG的考量
所有关于未来低碳经济的设想都要求向可再生能源网络过渡，这些能源网络使用高档钢材（铁矿石是其中的关键成分）、铝和铜。风力涡轮机、铁路网络和其他气候友好型开发项目都需要这些原材料。如果没有这些原材料，我们就无法向低碳经济转型。而在这些原材料的生产商中，Rio Tinto集团是成本最低的生产商之一。该公司的经营纪律严明，在自动驾驶卡车、无人驾驶火车、无人驾驶钻机和无人机的部署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与同行相比具有成本优势，而这些优势又为这些设施带来了安全性和生产率的提高。
2020年5月，Rio Tinto 集团因毁掉了澳大利亚西部的两个古老的岩石掩体而遭到严厉批判。虽然在此之前Rio集团获得了所有必要的许可，并与当地社区进行了沟通，但随着对这两处掩体的现场勘察，人们发现其中一处现场具有极高的考古意义。此时集团本应重新考虑计划，但由于缺乏针对这种情况的上报机制，只能继续进行原计划。此事曝光后，多名高管辞职，并接受了审查。这次事件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文化遗产管理”应与其他风险（如健康和安全）同等优先对待。该结论将确保未来类似的决策得到高管团队的批准。
柏基在这个问题上与 Rio Tinto 集团的管理层有过几次直接沟通。我们建议改进公司内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式，提升其受重视程度，以及必须在最高管理层的级别上考虑公司的可持续性。Rio Tinto 还作出了实际可行的气候承诺和碳减排承诺，旨在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到2030年达成碳强度减少30%、绝对排放量减少15%的里程碑。这一目标要求公司从2020年起对所有新项目和任何增长都做到碳中和。
在制定了关于矿山尾矿（废料）安全管理的新全球标准的同时，Rio Tinto 集团还努力实现了所有尾矿设施的公开披露。这一倡议源于2019年巴西布鲁马迪尼奥大坝灾难。Rio Tinto 积极参与并成功将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ICMM）纳入该倡议，进而使得这一倡议成为了行业主导的倡议。这些行动都很积极。
最后，该公司发布了一份独立的年度报告，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其符合《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10项原则的方法。2018年《联合国全球契约》报告得出的结论是：Rio Tinto 集团遵守了所有10项原则。这一评价得到了两个著名的外部机构（RepRisk和Sustainalytics）调查结果的支持，尽管如上所述，我们需对依赖这些外部机构保持谨慎。
对投资的考量
可能由于上述问题带来的压力，考虑到该公司在未来5到10年的机遇，我们认为 Rio Tinto 集团的股价被低估了。在撰写本文时，该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很低，我们认为盈利处于低位，随着我们向低碳经济转型，这远远不能反映该公司的前景。我们得出的重点结论是：Rio Tinto 集团生产的产品对于此类转型是必选的，而且必须有人来制作这些产品。
从ESG角度来看，这两种行动方针，避免这种明显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业，或是与业内一流的生产商合作，鼓励其改进操作实践，并将这种必要活动的影响降低至最小，哪一种更优呢？如果不选择后者，那么，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包括降低采矿标准，更多的环境破坏，向低碳经济的发展的步伐势必会变得更为缓慢。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客户也认同这一观点，那么对社会来说，与简单地将公司排除在我们的投资领域之外相比，公司沟通看起来是更好的选择。
进步的真正途径:
将ESG视为机遇，而不是问题
如果撤资有限制，治理会被误解，监管又会受到竞争和历史上的国际公平带来的挑战，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呢？实际上，投资者可以填补这一缺口。如果政府做不到，大型投资管理公司可以做到。但我们真的需要更好地以某种形式向客户解释我们的大一统理论。
在短期内，把实际的碳成本加回公司的损益表会让投资者更难找到定价有吸引力的公司。哈佛商学院一直在进行一项社会影响加权会计项目。该项目发现，许多公司付出的环境成本已经超过了它们得到的总利润9。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1694家公司中，如果计入外部影响成本，252家公司（15%）将失去所有盈利能力，另有543家公司（32%）的盈利能力将下降25%或更多。航空公司、建筑公司、造纸和林业产品公司、电力公司、建筑材料公司和包装公司都是可预见的主要受害者。
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我们的全球社会就是如此，这个社会需要那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国际供应链需要航空公司。尽管数字化已经是大趋势，但知识的共享，很多时候还是以书面形式进行的。食物需要包装。道路、桥梁和建筑的修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是重中之重。那么关键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需要着手减少这些行为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尝试假装没有它们我们也能行。这就是对企业ESG方面量化定位让我们感到失望的地方。深思熟虑后的可持续增长方法不仅能缓解ESG问题，还能满足投资机遇。在柏基，我们不仅称自己是主动投资者，而且还是“真正的”投资者。我们这么说意在表明:我们不相信世界（或我们的投资职责）可以简化为数字。我们尤其不相信金融市场的定量分析有任何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无论是经济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通过（与此相关的）提高来确保地球仍然适合居住。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生活的事实，不能通过推断过去来理解未来。从长远来看，满足社会需求的企业才会在经济上获得成功。资本主义动机并不是敌人，而是一种既激励又利用人类创造力的机制。但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实现可持续的进展，我们必须从长远考虑，并假定在相关的投资区间内，产生有害外部因素的公司都将被追究责任。这种方法可能看似繁杂，难以量化，但将ESG指标和原则充分整合到投资分析中，并专注于解释每种情况下的基本原理，是走向大一统理论的必经之路。
9. https://hbr-org.cdn.ampproject.Org/c/s/hbr.org/amp/2020/09/how-to-measure-a-companys-real-impact. 该项目由全球影响投资指导小组与影响力管理项目共同发起。柏基等是影响管理项目的顾问。
非对称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发表了许多文章，表明长期成长型投资者所认识到的绝大多数财富创造——以及从长远来看的股市回报——都源自极少数的公司10。这个原则在现在肯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用：那些能够促进社会向更可持续的生态系统过渡的公司将取代大量过时的现有公司。数据科学和图像识别技术将大大减少杀虫剂的有害使用。合成生物学将有助于克服我们对不可降解塑料的依赖，减少肉类消费增长的压力。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和送货无人机（由可持续发电提供动力）将改变我们对交通的看法，也会对汽车和零售行业产生巨大影响，可能还会改变我们消耗食物和减少食物链浪费的方式11。大规模在线学习将使普通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同时提高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效、可靠和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随着我们对遗传学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也将能够以廉价且有效的方式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柏基目前投资之一的Zipline公司通过无人机在卢旺达、加纳和其他地方运送急需的医疗物资，这只是帮助这些国家医疗标准向发达国家标准迈进的一小步。我们长期以来都是杰出的执业医师Hans Rosling（现已逝世）的粉丝，他晚年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诠释在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基础医疗保健的重要性。这是解决过去几十年人口爆炸性增长的一个重要要素，而人口爆炸性增长本身就是造成地球资源如此紧张的根源12。
简而言之，让全球经济更具可持续性对投资者来说不是问题，而是机遇的核心。我们有理由非常乐观。
10. 参见第 12-13 页 www.bailliegifford.com/lets-talk-about-actual-investing 的案例。
11. 一些研究表明，为了节省包装而“不包装”食物的行为实际上会造成净环境破坏，因为对某些种类的食物来说，这种做法造成的食物 浪费远远超过直接包装节省的成本。点击此处查看对上述问题的总结: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iec.12743
12. 点击以下链接，观看一部精心制作的优秀解说片:https://www.gapminder.org/videos/dont-panic-the-facts-about-population/
实践中的情况如何？
在柏基，我们并没有将气候变化或社会公平性作为单独的因素纳入整个公司的投资过程中。这两者一直是我们长期投资的考虑因素。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破坏环境或不负社会责任的公司必然会因为监管机构的监管或客户的监督而付出代价，因此，这些公司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有吸引力的长期投资目标。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外部指标回顾性分析我们的投资组合，尤其是碳足迹指标。鉴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这种挑战过于简单化，但检查和报告碳足迹并没有任何坏处。为此，我们对公司的一款旗舰级全球股票策略进行了温室气体强度分析，以该策略下标准投资组合和符合《巴黎协定》的投资组合进行展示。
图表显示，虽然标准投资组合——即没有明确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和没有碳排放目标的投资组合——的温室气体强度比《巴黎协定》中的指数多四分之一，但其仅比标准的MSCI全球指数的一半多一点。而对于该策略下符合《巴黎协定》的投资组合，其温室气体足迹为《巴黎协定》中指数的83%，仅占主流指数的34%。
从这之中，我们得出的一个关键的结论是：能够带来大幅增长的理念，其涉及的能够带来长期利益的投资组合自然会产生低的碳足迹，因为这种增长源自对社会需求的满足以及更好的优化措施。如今，气候变化已成为了上述战略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支持了一个论点，即:真正的长期成长型投资不需要为ESG进行重大调整。我们可能需要承诺某些策略要保持在一定水平以下，我们当然也需要更全面地报告对温室气体的考量，但长期成长不可能与不可接受的环境行为并存13。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为客户撰写全面的报告和评论，以此说明：我们将更为复杂的ESG因素嵌入投资行为的方式以及我们寻求推动变革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完成某项指标。这不是一个小任务，因为这个任务的主观性非常高，因此，这不是我们投资经理能够独立完成的事情。但是客户要求我们必须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所以我们正在努力工作并不断获得进展。关键的一点是，一系列非财务指标的产生应该被视为讨论的起点，而非目标本身。这也适用于我们与其他企业的关系，他们经常问我们“你希望看到什么指标?”而我们的回应首先是将问题反转，询问这些企业存在的主要ESG风险是什么，然后向我们展示他们在降低这些风险方面取得进展的方式。
13. 柏基正开始推出某些符合《巴黎协定》的战略。我们认为这是为客户提供保障，而不是改变我们的工作。尽管这需要一些额外分析， 但在实践中，它很少会对已经能够产生长期利益的客户投资组合产生影响。
储蓄和投资管理行业的ESG和“意义”
自从我们于2018年撰写了《真正的投资》之后，英国监管机构已经与金融服务业进行了磋商，并发表了一篇题为《金融服务文化转型——推动有意义的文化》14的讨论文章。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践，在更广泛的金融服务背景下，投资管理行业将聚光灯转向内部，通过询问自己对“我们为什么这么做？”进行自省。我们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或者至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与本文的整体ESG主题密不可分。社会责任投资已经成为许多客户对我们期望的核心，也定义了我们的意义。这可能一直是许多人对我们的核心期望，而我们对此缺乏关注无疑导致了客户对投资行业信任度非常低的局面。
我们应该把对ESG的关注视为一个重新建立与客户关系的契机。我们需要提供更好、更全面的解释，说明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以目前的方式配置资本。我们需要解释（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如何建设性地与企业深度沟通，鼓励他们为社会挑战提出解决方案，并推动社会进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各类工作的时间跨度进行解释，以表明我们对更广泛义务的理解，即：帮助维系整个世界，让世界更适宜生活。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多地负起责任，而不是在金融市场上互相对赌，达成人为设定的目标。我们需要对现实世界的进步负责。
14. 柏基参加了资产管理工作组。详细信息可从以下链接中找到：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discussion/dp20-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