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成本逐渐走低，绿色世界是否指日可待？Calum Holt就此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分析。
“当事态好转时，我们反而看不到相关新闻报告。这导致大众对周遭世界产生一种过于消极的情绪，让人倍感压力。”汉斯·罗斯林在《事实》（Factfulness）一书中讨论全球生活水平时，提出了以上这一观察。然而，有关气候变化的新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铺天盖地的新闻，让大众以及金融市场的大多数参与者知晓了当前严峻的气候形势，目前短期的环境灾难使人倍感焦虑，悲观地展望一个存在长期不确定性的未来。另外，尽管学术界提醒着我们作为人类对环境造成的伤害，政府做出宏大的减排保证，国际社会制定了各种目标，企业做出了相应承诺，全球温度的趋势线仍不断攀升。
面对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抗气候变化的事业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尽管采取相应的措施，气候变化仍然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历史数据所显示的趋势如此单一，我们无法扭转乾坤。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生活方式，或学会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中生存。
第二种观点是，人们可以将种种承诺视为不断积累的压力——当其急剧变化达到某一拐点时，压力将被突然释放。事态仍在不断变化，但是直到这一转折点来临前，我们不会取得什么进展。但当这一转折来临，我们将获得突破。
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鉴于利害关系如此之大，我们不能过于自满或天真，但媒体所呈现的情况，往往与那些能够拯救生态的技术的长期发展轨迹不符。亚伯拉罕·林肯（Abe Lincoln）曾经说过，“如果给我六个小时砍下一棵树，我会用前面四个小时把斧头磨利”。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钻研可再生能源技术，而其推广和应用才刚刚开始。以下罗列了四个我对气候变化持乐观态度的理由：
绿色能源即廉价能源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观点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对问题及其潜在解决方案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但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就太阳能市场而言，几个月的时间可能就代表着一个金融或技术时代。2009年，太阳能在公用事业领域的平均成本约为360美元/千度电。到2015年，这一成本已降至64美元/千度电左右。去年，沙特阿拉伯建成了一个太阳能设施，成本仅为10美元/千度电。
在大多数人看来，“可再生能源”和“高性价比”就像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东西。人们知道什么是廉价能源，也知道什么是绿色能源，而且总是抱着一个很少有人质疑的假设——两者永远不会有交集。然后，当大众都在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新闻时，他们偷偷地做到了。 2021年，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发布了一份低调的新闻稿，向全世界介绍到，在前一年的可再生能源新项目中，有62%的项目成本低于最便宜的新化石燃料方案。即使是在煤炭能源价格历来最低的印度，新建的太阳能发电厂也成功实现了比仍在运行的燃煤电厂的电价更低。
这一切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过去，可再生能源总是需要大量补贴，每个潜在的开发商都必须找到一个愿意用纳税人的钱为其提供资金的政府。资金不足的政府机构往往需要通过冗长缓慢的拍卖程序决定被补贴的对象。因为补贴资金有限，导致竞争异常激烈，因此，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回报一降再降，被推到了商业可行性的边缘。
现在，补贴正在逐年取消。究其原因，并非是政府临阵退缩，而是因为补贴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主义，根本就没有必要了。随着能源市场价格飙升（甚至早在逐步实施碳信用体系之前），以及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持续大幅下降，两者之间价差不断扩大，为那些能够提供高性价比、本地化、分散化的绿色能源的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太阳不需要去北海深处挖掘，也不需要通过不甚稳定的全球物流网络运输；而风也不需要从专权者处购买。如今，随着规模和经验不断增加，供应链加速发展，项目也在建设中，可再生能源也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文化上的转变。我们仍然执着于能源转型的“成本”，而不是放眼长远、关注价格水平日趋下降的可再生能源能为我们节省多少资金。正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说，
用规模化撬动绿色未来
鉴于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成本已大幅降低，人们很容易误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节约成本的最佳时期。但就风力发电而言，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市场不断发展，其中一直存在各种因素激励着企业建造装机容量更大的涡轮机——10MW涡轮机产生的收入是5MW涡轮机的两倍，但是原材料、安装成本或维护费用却没有成比例的增加。
尽管涡轮机装机容量不断扩大大幅降低了成本，却很少有涡轮机模型真正实现规模化生产。涡轮机的设计、测试、零部件采购以及健全供应链的形成可能需要耗费数年时间。事实上，由于时间太长，当一款涡轮机具备商业可行性时，相关机构通常已经设计出了装机容量更大、性能更好的型号，且供应链也必须根据新零部件进行重新配置和构建。
不像可以制造数以万计的规模化产品，批量购买零部件并分摊开发成本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涡轮机制造商不仅需要承担高昂的研发成本，还无法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目前，陆上涡轮机的尺寸已经很大了，如果继续加大尺寸，可能会导致无法运输：对于运载涡轮机叶片和塔架的车辆来说，路上的一个小转弯或立交桥便会拦住其去路。随着涡轮机的尺寸已达到自然极限，风力涡轮机制造商的产量终将扩大，毕竟，生产第5万台8MW涡轮机的经济效益肯定比第500台2MW涡轮机的经济效益更高。
科技并非孤岛
碳排在全球经济中无处不在，而为实现净零目标所需的新技术不时会让人感到沮丧。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处于经济核心位置的一些基本技术可以激发一连串的解决方案。我们本可以大规模地从大气中剔除碳，但由于所需的绿色能源太过昂贵，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本可以使用由可再生能源供能的电弧炉来代替高炉，从而使绿色钢铁成为常态，但我们还是没有这样做，因为历史上绿色能源的成本总是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更直接的，我们本可以通过将水电解，将其分解为氧气和清洁的氢气，来帮助炼钢、航运、供暖和重工业等各行各业实现脱碳目标。然而，我们仍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虽然随着批量生产的模块替代了定制的手工缠绕装置，电解设备的成本已直线下降，但电解所需绿色能源的成本可能高达最终制氢成本的75%。尽管如此，按照我们目前的发展轨迹，我们很快将迎来丰富的低成本绿色氢时代，到那时，我们可将绿色氢用于天然气厂、为公共汽车供能、为家庭供暖，并储存能源以便在无太阳照射和无风的情况下提供能源。
虽然互联网只是一项技术，但其发展已经改变了整个经济。许多行业的真实存在都归功于它。同样的事实对于半导体、化石燃料、电话、铁路，甚至微不足道的马镫（挂在马鞍两边的脚踏，供骑马人在上马时和骑乘时用来踏脚的马具）等技术也成立。价格可被接受的绿色电力也不再是孤立的科技进步，而是拥有不胜可数的影响力。
绿色东方
我在这里谈及的能源转型并非稳定的线性转变，而是当可再生能源具备商业可行性时，日积月累的压力将突然释放。在中国，我们可能正在见证压力释放的时刻。
2020年11月，全球风能理事会（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发布了一份报告，预估当年全球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将达71GW。从各方面来看，这是创纪录的一年，做得非常出色。几个月后，中国宣布，仅其本国的新增风电装机容量就达到了72GW，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和。这主要得益于陆上风电装机容量的大幅提升——许多人声称，这只是侥幸，并且只会有这么一次。然而，接下来的一年，中国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更加让人吃惊，以至于报道这些数据的记者不得不在文章开头提醒读者坐稳了再阅读内容。2021年，中国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过去五年累计装机容量的总和。
目前，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是巴西（世界第二大水力发电国）的三倍多。在全球10大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中，中国企业便占据了8个席位。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对西方风力涡轮机制造商造成了打击，但中国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仍公布了创纪录的利润。在几年前鲜为人知的一些中国制造商正在快速扩大规模，其发展水平已接近欧洲的同类顶级企业。
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将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已经是国际社会流传的老生常谈的观点。但是在电力及其相关装备领域呢？很少有人关注。媒体总是把中国描绘成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落后者，指责其言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批评人士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夏天来过北京的人都知道，拥挤的胡同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雾霾。然而，随着市场的每一次更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发展轨道正变得越来越清晰：令批评人士感到尴尬的是，目前的发展趋势是中国的减排速度不仅远超预期，其还将充足供应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涡轮机出售给行动缓慢、笨拙的西方国家，并获得丰厚回报。
